【薛 力】 “一带一路”背景下的南亚方略

　　对印度采取接触（engagement）政策是必要的，优于不接触或对抗；把巴基斯坦、孟加拉国与斯里兰卡三国当作在南亚的重点合作对象，将之塑造成不同类型的支轴国家，这是南亚方略的核心内容；“一带一路”是长期战略构想，“可持续性”比“短期成效”更重要。为此，有必要更多强调合作项目的质量，并适当减少对数量与速度的强调。这适用于任何对象国。

　　在“一带一路”战略下，周边外交势必成为中国外交的优先方向，为此，笔者主张“中国需要制定‘周边外交方略’”，并阐述了若干原则：把周边分为若干次区域，按规模大小对周边国家进行分类，然后制定相应的外交政策：与次区域大国保持适当接触，但把重点放在扶持次区域中等国家使之成为该区域的支轴国家，同时兼顾某些小国；东道国对“一带一路”的热心程度将决定中国的态度：以热心对热心、一般对一般、不热心对不热心（见《世界知识》2017年第5期）。具体到南亚，又该如何操作？ 

　　南亚联盟八个成员国中，印度无疑是次区域大国，人口均过亿的巴基斯坦与孟加拉国为次区域中等国家，其余五个为次区域小国（其中的不丹与马尔代夫属于微型国家）。而从对“一带一路”热心程度看，最热心的无疑是巴基斯坦，其次是孟加拉国与斯里兰卡，尼泊尔、马尔代夫与阿富汗再次，印度与不丹均不热心。 

　　与“一带一路”相关的国家数量众多，绝大多数属于发展中国家，投资环境整体不如发达国家，而且文化交流、基础设施建设等都离不开政府间合作。因此，东道国政府对“一带一路”的态度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中国政府的态度，进而决定中国在该国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力度。巴基斯坦用几十年时间证明：无论哪个党派、人物上台执政，都会奉行对华友好政策，这样的国家在中国周边不多。而且，巴不属于次区域大国、面临来自印度的战略压力、人口众多、有发展经济的强烈愿望。这些因素共同作用，促使中国政府把中巴经济走廊列为“一带一路”建设的旗舰项目。不能不说，这具有相当的合理性。至于投入的规模是否太大、速度是否太快、项目是否有经济效益等，属于相对次要的环节，需要在实施过程中逐步调整。 

　　孟加拉国对“一带一路”的热心程度不亚于巴基斯坦，但不敢像巴基斯坦那样对中国“一边倒”，希望与中国的合作采取“少说多做”的模式。中国当然理解孟加拉国的立场，也清楚孟加拉国人口众多、致力于工业化、政局大致稳定、治安环境整体优于巴基斯坦，因此，中国在孟加拉国的投入逐年稳步上升，孟未来很可能成为不亚于“巴铁”的“孟钢”，特别是经济合作方面。

　　拉贾帕克萨时期（2005.11-2015.1）的斯里兰卡，奉行高度友华的外交政策，因而也成为中国在南亚合作的重点对象国，经济、文化、安全合作的广度与深度甚至超过了孟加拉国。西里塞纳上台后，斯中关系经历了一段低谷期，现在虽然大致上恢复，但已经很难再达到拉贾帕克萨时期的水平。值得一提的是，拉贾帕克萨对于其家乡的汉班托特港项目，已经从在台上时的大力促成，变成下野后的不支持甚至反对。 

　　对阿富汗来说还谈不上经济重建，主要的任务是实现政局的稳定与治安的好转，只能控制喀布尔及其周边有限地区的阿富汗政府，甚至无法为中国企业提供必要的安全保证。因此，中国很难将阿富汗列为南亚“一带一路”建设的重点对象国。中美阿三方都希望中国在阿富汗和平进程与战后重建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但中国实际上能发挥的作用很有限，这种状态在可预见的未来不大可能改变。 

　　不丹、马尔代夫、尼泊尔的外交政策（特别是对华政策）严重受制于新德里，中印洞朗对峙是生动的例证。 

　　印度以“领土主权”的藉口反对中巴经济走廊、以“国家安全”原因抵制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对中尼印经济走廊也心存警惕，还推出了“香料之路”计划与“季风计划”以对冲“一带一路”。除了自己不热心，还或明或暗抑制南亚其他国家参与“一带一路”建设。 

　　那么，中国在南亚应实行什么样的地区方略？ 

　　其一，对印度采取接触（engagement）政策是必要的，优于不接触或对抗。经济领域围绕具体项目的合作依然可以推动，并探讨中巴经济走廊向印度延伸的可能性。文化领域有一个值得挖掘的潜在亮点：把分布于中国西藏、尼泊尔与印度北部的佛教与印度教圣地、圣山、圣湖串联起来，构筑“中尼印文化走廊”，为亚洲古老文明的共存共荣提供新范例。

　　其二，把巴基斯坦、孟加拉国与斯里兰卡三国当作在南亚的重点合作对象，将之塑造成不同类型的支轴国家，这是南亚方略的核心内容。

　　其三，“一带一路”是长期战略构想，“可持续性”比“短期成效”更重要。为此，有必要更多强调合作项目的质量，并适当减少对数量与速度的强调。这适用于任何对象国。

（原文刊登在《世界知识》2017年第15期，版权所有。）

关注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微信公众号，请微信搜索“iwepcass”或“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